近日，成都金融圈迎來震撼人事變動，成都銀行原董事長王暉與成都農商銀行原董事長黃建軍“火線對調”。

這場涉及兩家總資產合計超兩萬億元銀行的管理層震蕩，既是地方國資系統深化金融改革的標志性動作，更折射出成都在建設西部金融中心進程中對資源整合與風險防控的深層考量。

而回歸銀行本身，成都農商行距離跨越萬億級資產僅一步之遙，但其IPO之路卻坎坷不斷，反觀成都銀行的一片繁榮，讓人們也看到了這場人事震蕩背后暗藏著股權結構優化、戰略路徑調整與區域金融生態重塑的多重邏輯。

01

成都金融高層震蕩，董事長職務對調

2025年8月18日，成都銀行和成都農商行在同一天發布董事長的任免公告。成都銀行公告顯示黃建軍被提名任成都銀行董事長，免去王暉該行董事長職務。成都農商行發布公告顯示提名王暉任成都農商行董事長，免去黃建軍該行董事長職務。

其中，據公開資料顯示，即將赴任成都銀行董事長的黃建軍曾任成都市商業銀行辦公室秘書科科長、辦公室副主任兼目標督查辦公室主任、公司業務部總經理；成都銀行公司業務部總經理，西安分行行長；成都市商業銀行董事會秘書，成都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其間掛職廣東省佛山市金融局副局長。

另一位即將赴任成都農商行董事長的王暉，據公開資料顯示，曾任成都銀行副董事長、行長；成都銀行董事長。并曾兼任四川錦程消費金融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根據兩位董事長的過往履歷，本次任免既是兩大行董事長的一次互換，也是各自的一次老將回歸。

兩位在成都銀行和成都農商行任職期間分別擔任過兩家銀行的行長和董事長，并且在任期內，兩家銀行的業績均實現不俗增速。

其中，在王暉擔任成都銀行行長期間，該行成功實現上市；升任董事長后又帶領該行在2023年跨入萬億銀行隊列。只是，近幾年，成都銀行的業績增速出現下滑趨勢。

在其擔任董事長的2020年至2024年，成都銀行分別實現營業收入146.00億元、178.90億元、202.41億元、217.02億元、229.82億元，增速分別為14.73%、22.54%、13.14%、7.22%、5.89%；實現歸母凈利潤分別為60.25億元、78.31億元、100.42億元、116.71億元、128.50億元，增幅分別為8.53%、29.98%、28.24%、16.22%、10.17%。

而在黃建軍接連擔任成都農商行行長、董事長期間，成都農商行雖然距離上市和資產規模越級尚有距離，但業績始終上揚，盡管其業績增速不斷有小幅震蕩。

2020年至2025年二季度，成都農商行分別實現營業收入126.75億元、138.56億元、155.30億元、173.33億元、183.50億元、95.37億元，增速分別為0.97%、9.32%、12.08%、11.61%、5.87%、8.45%；實現凈利潤分別為38.53億元、45.03億元、51.90億元、58.06億元、64.71億元、42.29億元，增速分別為-21.24%、16.87%、15.26%、11.87%、11.45%、7.36%。

除了董事長之外，成都農商行的另一位掌舵人同樣擁有兩家銀行的履歷，也同樣是該行老將。2024年5月17日，王忠欽被聘任為成都農商行行長，10月12日，其任職資格取得監管批復。

據公開資料，王忠欽曾任成都銀行總行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助理，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戰略發展部總經理，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總行行長助理；成都農商行副行長、董事會秘書。

但黃建軍任職成都農商行董事長還不到7年就著急換任，這不免讓人猜測其中有借助成都銀行的上市經驗推動成都農商行盡快通過IPO申請的深意，只是成都農商行的問題復雜，即便王暉上任，恐怕也很難短期內解決。

目前，成都農商行的IPO申請尚處于上市輔導階段，據中國科技投資財經號等媒體報道，在證監會官網披露的成都農商行第九期上市輔導工作進展情況報告中顯示該行仍存在資產權屬瑕疵、未處置抵債資產等問題。而該行分散復雜的股權結構為其問題解決增加不少難度。

截至2024年年末，成都農商行的股份總額100億股。其中，法人股東236戶，股份84.72億股，占股份總額的84.72%；自然人股東1.78萬戶，股份15.28億股，占股份總額的15.28%。相較2023年末，成都農商行的法人股東減少7戶，法人股份減少0.08億股；自然人股東減少137戶，自然人股份增加0.08億股。

02

規模狂奔后的新困局

之所以成都農商行會堅持上市，深陷“規模敘事”或許是原因之一。2022年末至2023年末，成都農商行的資產規模分別為7212.86億元、8332.72億元、7142.63億元，資產增速分別為16.68%、15.53%、9.72%。

由于成都農商行的規模增長過快，對資本消耗壓力增大，但利潤又被過多留存撥備，導致該行出現雖然利潤高速增長卻資本內生力不足的窘境。堅持上市，也是成都農商行試圖破局的一種嘗試。

2024年，成都農商行發行一次“三農”專項金融債募集資金20億元，發行一次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募得資金20億元，截至2024年末，該行共發現同業存單103期，募集資金904.1億元。2025年，成都農商行的同業存單規模進一步擴大，計劃發行總額度1660億元。

多番努力，讓成都農商行的資本充足性得以提升，勉強接近行業平均水平。截至2024年末，該行的資本充足率15.24%，一級資本充足率12.32%，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58%。即便該行的資本補充壓力顯著，卻依然堅持超高水平撥備，與該行資產質量承壓不無關系。

截至2024年末，成都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02%，較2023年末減少0.18個百分點，同時整體的不良貸款水平在銀行業處于中上游。但其撥備覆蓋率435.55%，較2023年增加81.18個百分點，遠超其不良水平，究其原因還在于居高不下的信用減值損失計提壓力。

信用減值損失的計提不僅包含即將發生和已發生的表內不良貸款，還包括表外已核銷但尚未追回的不良貸款。2024年，成都農商行計提信用減值損失50.89億元，較2023年增加4.22億元，增幅9.05%。2025年前兩個季度，成都農商行計提信用減值損失22.36億元，同比增長32.00%。

根據成都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水平推測該行在2024年末的不良貸款余額應為49.73億元，較2023年末減少1.35億元，主要原因在于2024年成都農商行的核銷力度加大，全年核銷4.95億元，較2023年增加205.37%。

雖然核銷力度的加大表面上減輕了成都農商行的不良貸款壓力，但實際的不良增長和貸款對周期性行業的集中讓其潛在的資產質量壓力仍在加劇。

截至2024年末，成都農商行70.23%的貸款投放于企業貸款，而企業貸款中，45.67%的企業貸款又集中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和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兩個行業均有周期性特點，貸款的高度集中難免讓其收入依賴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

而作為助農利農起家的成都農商行在2024年末，農、林、牧、漁業的貸款僅占貸款總額的1.53%，占企業貸款的2.18%，在個人貸款中，也是住房按揭貸款占比最高，達49.80%。從這個角度來看，成都農商行難免有些為了收益忘記初心的味道。

不僅成都農商行的實際發展需要在迫使其放棄“規模敘事”，規模過度擴張本身為成都農商行帶來的效益也有待商榷。截至2024年末，成都農商行的子公司合計39家，均為持股50%以上的并表子公司，但從集團和總行的財務數據來看，眾多子公司的收益貢獻并不顯著。

2024年，成都農商行的集團營業收入183.50億元，總行營業收入180.19億元，推測39家子公司的營業收入僅為3.31億元；當期該行的集團凈利潤為64.71億元，總行凈利潤為64.79億元，由此推測所有子公司凈利潤虧損0.08億元。

從薪酬水平來看，2024年成都農商行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的集團金額為25.13億元，其中，總行金額為23.83億元，退出所有子公司的該項金額僅為1.30億元，粗略平均到每家子公司大概該項總額僅有334.33萬元。

即便如此，2025年，成都農商行仍然選擇增持39家子公司中的15家。但近期該行子公司也出現了新變化。

2025年7月3日，四川金融監管局發布關于成都農商行吸收合并自貢中成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機構的批復公告，公告顯示，成都農商行將吸收合并包括自貢中成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內的6家村鎮銀行的債權、債務。

未來成都農商行是會繼續擴容子公司還是回歸當地農業金融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小編認為對于新一屆領導者來說，相比保持規模擴張，完成上市使命，可能轉換敘事邏輯，放棄“規模敘事”，轉而提質增效，回歸本心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