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傻，真的就是我太傻了。”薛海逸嘴里不斷重復著這句話。

2020年下半年，薛海逸經歷了一段“崩潰”的日子。直至現在，在講到那件事情時，薛海逸情緒依舊難以平靜，憤怒又無奈。

2019年，本在投資機構財務崗位的薛海逸也兼起了募資工作。在老板直接間接的推動下，為了讓基金更快募到錢，薛海逸的工作重心索性都放到了募資上。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薛海逸都在忙著開拓LP資源，為募資四處奔波。但讓薛海逸沒想到的是，最終錢募到了，老板最初承諾的“獎金”卻沒有了。

“當時讓我募資的時候，他（老板）明明跟我說，募成之后肯定會有提成。”薛海逸說，“可誰想到，LP的錢到賬了，他卻不認賬了。”

辛苦募資6個億，到頭來卻拿不到一分錢獎金

與薛海逸的經歷一樣，寧曼語也覺得自己被老板忽悠了。

2018年，寧曼語所在的基金開啟了新一輪募資。彼時，一級市場正值資本寒冬，LP出資愈發謹慎，中小機構的募資也面臨著嚴峻挑戰。

為拓寬融資渠道，寧曼語所在的機構開始實施“全員募資”。寧曼語說，當時老板還許諾了“募資獎勵”，即募資成功后，可拿到自己負責部分千分之二的提成。

由于這輪募資規模并不算小，這樣算下來，如果能募到幾個億，最終也能拿到一筆不錯的獎金。

寧曼語原本也是機構后臺人員，老板希望她能放更多精力在募資上。于是慢慢地，寧曼語就徹底轉成了IR。不論對內還是對外，大家對寧曼語的默認身份基本都是機構IR。

更大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寧曼語說，包括寫材料、各種渠道尋找及維護LP資源、平衡LP與自身基金的利益關系等等，最忙的時候白天晚上連軸轉。

“這還不是最累的，有一陣子因為領投遲遲定不下來，心態都有點崩了。”回想起募資時的那段緊張狀態，寧曼語歷歷在目。

可喜的是，1年之后，寧曼語主導募集的這輪基金終于關賬了，由她募到的部分在6個億左右。但“壞事”也隨之而來：關于那筆募成獎金，老板再也不提了。

“我去找老板說獎金的事，他不僅不給，還矢口否認我的功勞。”寧曼語憤憤不平，“的確，在整個募資過程中，一些必要的場合需要老板出面，但其他所有的工作基本都是我來推進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寧曼語已經很確認這筆獎金肯定是拿不到了。于是，2020年，寧曼語離開了這家機構。

相比薛海逸，寧曼語的心態似乎要更好些。“雖然我沒能拿到該有的獎勵，但這一段募資過程也讓我收獲頗多。”寧曼語說，她下一份要去的工作崗位正是機構IR。

能拿多少，全看老板給多少

事實上，在人民幣基金市場，薛海逸與寧曼語的經歷并不典型。

根據投中網不完全調研，這種IR轉崗在創投圈其實是常見現象。特別是在近兩年“募資難”的行業大背景下，人民幣基金的IR背景大多都是財務、法務、投后等這些后臺人員。而老板在最初動員他們轉型募資時，一般都會給一個募成獎勵承諾。這種獎金通常有兩種形式，或者是一筆固定獎金，或者是按照百分比的抽成。

但有些時候，這個獎勵承諾往往不會落在紙面上。

不止一位人民幣基金機構IR對投中網直言，基金募資成功后，IR能不能拿到或者拿到多少，基本就全看老板了。

林琴平最近就在“等”那筆獎金。2019年，在加入一家人民幣基金不久后，林琴平就被調到了IR崗。雖然一開始對IR工作并不了解，但因為之前有一些行業人脈與資源積累，很快，林琴平就基本熟悉了IR的工作。

同樣地，經歷了與各種LP頻繁的交流、溝通，林琴平還算相對順利地募到了新基金。按照當時老板的口頭允諾，林琴平應該能拿到一筆不少的提成獎勵。

“新基金中有部分老LP，那些新LP大多都是我拉來的。雖然老板目前還沒有談過什么時候發這筆獎金，但我心里還是抱有希望。”林琴平說。

不過緊接著，林琴平又補充了句，“希望歸希望，真正到手有多少，那就聽天由命了。”

人民幣IR們之所以會有這種分成獎勵的“理想現實差”，一個現實原因或許在于——IR在募資過程中付出的努力并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

比如，在IR眼中，不管是前期找LP資源還是“推銷基金”，都需要極大的成本與代價，有時候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鋪路人。可在某些老板眼中，IR只是普通的執行工作，LP投基金的主要原因是基金業績抑或是個人品牌，IR并非成功募資的核心。

在投中網“那些拿不到Carry的VC/PE‘打工人’”一文中，基金行業獵頭Kelly就提到，“‘有募資能力的合伙人’跟‘募得到資的人’不是一碼事，也不是說你募得到資就一定分得到Carry，如果那些LP老板都搞定了，你就拿著我的名片去完成募資，也不會分Carry給你。”

“沒有一家機構希望IR變成FA”

人民幣基金IR，就像是因近兩年“募資難”而成立的一個臨時部隊，身在其中的人仿佛都沒有感到很強的安全感。

一基金行業獵頭胡芳巧告訴投中網，近兩年，人民幣基金整體IR的圈子也才剛剛形成，目前并未有一套相對嚴明規范的崗位體系。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小圈子里”沒有形成某些共識。據投中網了解，在IR崗位，投資圈里相對較高的提成獎勵大約是自己募資部分的2%，一般的則基本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之間。不過，具體提成也是根據基金規模決定，盤子大的比例稍少些。

“從IR實際到手的獎金來看，美元基金普遍好過人民幣基金，南方系也普遍比北方地區的基金大方。”胡芳巧直言。

而從崗位專業性上，人民幣基金IR市場也尚未成熟。“專業的IR，需要深度精通募投管退的所有環節，其思考高度不亞于機構合伙人。”從林琴平的感受來看，目前人民幣基金優秀的IR可以說是屈指可數。

此前，一些母基金也曾提到，“在做美元母基金的時候，GP有非常專業的IR，到了人民幣基金的時候，一般沒有這樣的職位，只有一些比較機構化、公司治理比較好的機構才有。隨著人民幣GP不斷專業化機構化，怎么跟基金做有深度的溝通，這是一個考驗。”

也就是說，如今人民幣基金IR面臨尷尬處境的背后，則是市場不標準下的秩序混亂。用薛海逸形容——表面上看著挺熱鬧，實際上卻一地雞毛。

薛海逸說，他身邊的IR朋友，包括他自己，現在幾乎都處于迷茫的狀態。“對于人民幣基金而言，這個職業究竟有沒有長期性？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這是個偽命題，那我們就可以趁早離開了。”

關于這個話題，投中網也嘗試去問了基金創始人的看法。有機構創始人對投中網直言，“投資是一個團隊的事情，募資也是。如果募成的話當然應該有一些鼓勵。雖然每家基金策略不一樣，但我認為，沒有一家機構希望他們的IR團隊變成FA。”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薛海逸、寧曼語、林琴平、胡芳巧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