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王健林與“老登時代”的終局
近日,沉寂已久的王健林因一則司法動態重回公眾視線:大連萬達集團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被法院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費措施。
事件發酵僅一天后,9月29日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已無王健林的“限高”消息。
對此,萬達回應稱,“此次是由于萬達下屬項目公司經濟糾紛導致,事實上之前雙方一直在通過多種方式協商解決,我們也正在了解具體情況,本次或因在執行層面信息不對稱導致。”只是,即便限高已解除,此次短暫的司法風波,仍暴露了萬達當前債務困局下的潛在風險。
回溯過往,王健林曾是商界“呼風喚雨”的存在——早年做客《魯豫有約》時,他是頭頂“全球華人首富”光環的大佬,一句“先設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火遍全網,成了一代人的商業記憶;而他的兒子王思聰,也因鮮明張揚的個性、高頻的娛樂話題,成了當年家喻戶曉的網紅頂流,父子二人一商一娛,一度是跨界熱議的焦點,走到哪兒都自帶關注度。
然而如今,這位昔日的商界標桿,卻因一起標的1.86億元的強制執行案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不僅被限制乘坐飛機頭等艙、高鐵一等座,名下公司股權更是頻頻遭遇凍結。有網友感慨:“當年說‘先賺一個億小目標’時多風光,現在連1.86億的執行款都能觸發限高,反差也太大了!”
曾經的“萬達”,是滲透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高頻符號:看電影優先選萬達影院,置業時考慮萬達地產,逛街休閑繞不開萬達廣場;而現在,這個一度響徹街頭巷尾的名字,正慢慢從公眾的日常語境中淡去。
從叱咤風云的富豪榜首到身陷債務泥淖的“被執行人”,王健林的故事,不只是個人的沉浮,更是一個時代落幕的縮影。
萬達的債務困局
王健林近期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限制高消費令,源于一起公開司法執行案件,而這背后,是萬達集團積重難返的債務危機。
7月16日,蘭州中院因萬達集團及旗下萬達地產未履約,對其及王健林下達限高令,強制執行約1.86億元。就在不久后的9月11日,北京金融法院又立案執行一起4億余元案件,萬達為被執行人,案由暫未披露。
這兩起案件的“爆雷”,只是萬達債務問題的冰山一角。目前萬達集團名下有10條被執行信息,累計執行標的總金額達52.62億元;47條股權凍結信息更是卡住了集團的“命脈”,涉及大連萬達商管、萬達文化產業等核心子公司,資金調度與業務運轉已舉步維艱。
子公司的風險同樣連環爆發。2023年4月,萬達地產因廣東河源項目違約,被上海二中院執行10.87億元并列為“老賴”;此后四川仁壽萬達廣場、萬達體育文旅公司相繼被執行,2024年7月萬達體育1億元股權也遭凍結。
為了“活下去”,萬達只能開啟“斷臂求生”——2023-2024年已陸續出售超30座萬達廣場,其中2024年便出售近26座,接盤方以陽光人壽、新華保險等險資為主;2025 年更推進重磅交易,將39個城市的48座萬達廣場轉讓給太盟牽頭、騰訊、京東及陽光人壽等聯合設立的合營企業,交易規模預計達500億元,其中產業資本為核心主導力量,險資同步參與。
萬達的危機并非一日之寒,轉折點早在2017年就已埋下。彼時的萬達正處鼎盛期:2016年王健林以1700億元身家成全球華人首富,集團業務覆蓋地產、酒店、文旅、影視,海外并購風生水起。
但2017年,萬達因海外投資規模過大(累計超2000億元),被金融監管部門納入海外投資“灰犀牛”風險監控名單,隨即遭遇銀行收緊授信、境內外債券價格暴跌。當時市場上廣泛流傳其負債超6000億元的說法,資金鏈危機由此爆發。
此時的王健林只能“壯士斷腕”,以637.5億元甩賣13個文旅城、335.95億元出售77家酒店,回籠近千億資金;萬達商業從香港退市更名為“萬達商管”,宣布“2019年剝離全部房地產業務”,引入騰訊、蘇寧等340億元戰投轉型輕資產,才勉強渡過難關。
可轉型之路很快受挫。2019年底成立的萬達地產,本應是“控規模、降負債”的配套工具,卻在2020年房地產熱度下,因王健林“千億銷售目標”的沖動,新增230億元土地儲備,債務再度飆升;同年新冠疫情突襲,全國影院停擺、商場客流銳減,萬達電影2019-2022年累計虧損約126億元,資產負債率升至近69%,現金流雪上加霜。
2021年,萬達將希望寄托于資本市場,搭建珠海萬達商管,引入22家投資者融資380億元,約定“2023年底前未登陸港交所需回購股份”。但這場對賭最終以失敗告終——萬達四次遞表港交所均未通過,疊加恒大、融創等房企爆雷,投資者對地產企業避之不及,2023年末300億元回購條款觸發,萬達根本無力償付。
2023年,萬達只能靠高成本融資(7億美元債票息11%)和讓渡控制權求生:引入太盟600億元,將萬達商管重組為“新達盟”,新投資人持股60%,王健林持股僅剩40%;2024年更是以21.55億元賣掉萬達電影51%控股權,徹底喪失影視板塊話語權。
即便如此,2024年底萬達有息負債仍達1375億元,未脫險境。萬達的困局,看似是戰略波動與債務壓身,實則是踩錯了時代的節拍——它的成功,是踩中了房地產黃金時代的紅利;而它的困境,正是房地產時代落幕的必然。
萬達的“商業帝國”:成也地產,敗也地產
曾靠商業地產、文化、地產、投資多線布局撐起“商業帝國”的萬達,如今各板塊“輪流承壓、風險互傳”,本質上都是“房地產依賴癥”的反噬。從核心商管的轉型落空,到地產板塊的擴張反噬,再到文化業務的造血失效,曾經的協同優勢逐漸演變為“一處漏水、全局滲透”的被動局面。
萬達商管:輕資產轉型的“半吊子工程”
作為萬達的“壓艙石”,萬達商管的轉型之路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2016年從香港退市后,它引入騰訊、蘇寧等戰略投資,高調計劃剝離重資產,靠商業運營和品牌輸出盈利;但現實是,為了保住萬達廣場的控制力和租金收益,它至今仍直接持有約60%的物業,每年要承擔巨額的維護與折舊成本,“輕資產”更像停留在口號層面。
真正的壓力來自融資與對賭的雙重擠壓。2021年那筆對賭380億元的戰略投資,本是為沖擊IPO鋪路,可上市失敗,這筆錢變成了“必須償還的負債”;2023年它想發行60億元公司債,又因連續三年籌資現金流為負,被監管追問償債能力,只能轉向海外借債,美元債票息高達11%;2023年底太盟入局后,王健林交出了60%的股權。400多座萬達廣場的租金增速,早已趕不上債務利息上漲速度,商管成了最大債務載體。
萬達地產:從“輸血者”變“拖油瓶”
2019年成立的萬達地產,本應是商管的配套工具,卻因2020年王健林的“千億銷售目標”失控——斥資約230億元拿地近千萬平方米,債務翻倍。“三道紅線”卡死融資渠道,樓市下行后,萬達地產2022年的555億元銷售額中,大量是難去化的商鋪、公寓,回款緩慢;廣東河源項目爆雷后,萬達地產被列為“老賴”,如今停掉新項目專注收尾,卻仍甩不掉債務包袱,成了集團的拖累。
文化與投資:多元化的“犧牲品”
萬達文化曾是王健林的“第二增長曲線”,但文化產業“燒錢快、回本慢”的特性,遇上疫情和行業寒冬,很快陷入困境:萬達電影百億并購萬達影視后累計虧損超百億元,海外資產(傳奇影業、萬達體育等)全被出售止損。
萬達投資早年想做“科技+金融”,涉足電商、網絡金融卻因缺乏技術優勢收縮,如今只剩“資金調度”功能,2025年質押萬達集團全部股權、出售萬達酒店發展股權,淪為“拆東補西”的應急工具。
萬達各板塊的“四處漏水”,折射出一個隱藏的真相:它的多元化從未脫離房地產的根基——文化靠影院(依賴商場)、投資靠地產相關資產,一旦房地產時代落幕,整個帝國便失去了支撐。
時代鏡像:老登時代的退場
今年以來,股民對“老登、中登、小登股”的討論,恰是資本對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直接回應——科技賽道的“小登股”憑借AI、新能源等領域的突破一路走高,部分個股漲幅翻倍;而以房地產及上下游為核心的“老登股”卻持續沒落,地產指數年內累計跌幅超15%,不少關聯標的股價較歷史高點腰斬,成交量日漸稀少。
這組分化背后,藏著一個清晰的時代信號:房地產時代的結束,科技時代的來臨,早已注定了依賴傳統模式的“老登時代”終將退場。
所謂“老登股”,核心是深耕傳統行業、商業模式固化的老牌企業,萬達相關標的、早年“地產五虎”關聯股都在此列。
過去三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引擎”,房企靠“高杠桿拿地—快速開發—租金還賬”就能躺賺,“老登股”的估值也完全綁定這一邏輯——只要地產循環轉得動,業績和股價就有支撐。王健林的“一個億小目標”,本質上就是房地產紅利期的底氣外露,萬達靠這套模式建起商業帝國,也成了“老登企業”的典型代表。
但如今,房地產“黃金期”徹底落幕:住宅去化難、商業地產租金承壓,萬達“靠新場補舊債”的路走不通;居民消費轉向理性,電商分流商場客流,萬達廣場吸引力大減;地方政府城投債壓頂、銀行貸款向國企傾斜,民企融資難如登天——這些老牌企業家過去習慣的銀行借新還舊、發債滾動融資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轉向賣資產和引入戰投這些“慢錢”、“苦錢”。這不是萬達一家的困境,而是房地產“老登們”的集體宿命。
反觀萬達的同期企業萬通發展,卻走出了不一樣的路。它主動切割三四線城市傳統住宅業務,通過收購加碼轉型——2024年擬收購光通信企業索爾思60%股權,2025年又以8.54億元拿下AI算力芯片領域數渡科技62.98%的股權。雖據2024年報,其營收仍以地產銷售和物業出租為主,新業務尚處培育期,但轉型動作已改善市場預期,2024年股價跌幅不足5%,遠低于地產指數,成為“老登股”求變的樣本。
而“小登股”的崛起,更印證了時代風向的轉變。這些聚焦科技、生物醫藥的成長型企業,沒有傳統行業的包袱,靠技術創新打開增長空間,恰好契合了“科技時代”的主線。就像華為、比亞迪取代地產巨頭成為資本市場焦點,新一代企業家不再靠“拿地蓋樓”賺錢,而是憑核心技術突圍——當資本從“追捧地產”轉向“押注科技”,像萬達這樣固守傳統地產模式的“老登企業”,自然會被時代甩在身后。
王健林曾說“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這是房地產時代“敢闖敢干就能賺錢”的寫照;但在科技時代,“膽子大”不如“技術強”,“高杠桿”不如“硬創新”。股市的分化與企業的沉浮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萬達的困境、“老登股”的沒落,是時代向前的必然;萬通發展的轉型、“小登股”的上漲,也不是運氣,而是踩中了科技時代的節拍。
沒有永遠的企業,只有永遠的時代。當資本不再為“蓋樓”買單,科技成為新的增長極,依賴傳統模式的“老登”若不能打破路徑依賴,無論是企業本身,還是背后的“老登股”,都終將淪為時代的“背景板”。
結語:時代浪潮下,無人能逆潮而行
從風光無兩到債務纏身,王健林的“摔跤”,不是個人能力的衰退,而是時代浪潮的裹挾——他的成功,是踩中了房地產時代的“東風”;他的困境,是沒跟上科技時代的“新局”。
71歲的王健林,或許還在試圖通過“賣資產、讓股權”挽救萬達,但他真正輸的,是對時代趨勢的判斷:他以為房地產的紅利能一直延續,以為高杠桿的模式能永遠奏效,卻沒看到科技時代早已來臨。
正如網友感慨:“不是王健林不行了,是他熟悉的那個時代過去了。” 企業如人,有少年得志的意氣風發,也有中年隕落的艱難抉擇。
王健林的“一跤”,摔碎了房地產時代的最后一絲幻想,給所有企業家提了個醒: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科技驅動的時代,只有放下對傳統模式的依賴,擁抱創新與變革,才能不被時代拋棄。
正如古語所言,“盛極必衰”、“窮則思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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