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科技公司創新路徑：一面布局前沿，一面落地下潛

《經濟學家》曾發表的“沒有集裝箱，不可能有全球化”的觀點已經成為共識。不過，很多人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一如今被公認的偉大發明，其實也曾在落地過程中四處碰壁。

在《金融時報》與高盛2006年度最佳圖書《集裝箱改變世界》中，作者馬克·萊文森就曾記錄這樣一些細節：事實上，在集裝箱發明幾十年后，才由一位名叫麥克萊恩的人發揚光大。

他從自建碼頭開始，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系統，從港口、貨船、起重機到卡車、發貨方式都圍繞集裝箱進行重新適配，最終使得運費直接降低了 95%，難以落地的集裝箱由此發揚光大。

故事由此進入了熟悉的路線，由于搶走了大量碼頭工人的工作，工人開始帶頭人為增加工作環節、搞破壞，因此集裝箱的推行遇上了很大的阻力。但碼頭越來越多的流程機械化，同樣也產生了很多新的就業崗位，搬運的體力工作變成操作機械的技術性工作，不少工人反而過得更加體面。

如今發達的航運業帶給了我們兩點啟示：其一，未來已來，只是往往分布得并不均勻；其二，技術創新不是單點突破，真正的顛覆性創新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在此之前可能是隱形的。

帶著這一視角，反觀最近大半年的公眾對于中國科技公司的批評聲音，或許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論調甚囂塵上。大眾眼中，中國科技公司們的面目似乎發生了微妙變化，從以“新四大發明”引領創新的先驅，變成了商業利益至上，甚至站到普羅大眾對立面的“巨鱷”。

擔憂并非沒有道理。恐懼源于未知，回顧歷史，無論是蒸汽機的發明亦或是傳媒技術的革命都曾引起大眾的恐慌。但前者開啟了大工業時代，后者則推動了信息革命，

換言之，對于科技公司而言，要做的并不是去阻礙技術的發展，而是做好準備去應對隨之而來的連帶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科技向善”就已經逐漸成為行業共識，甚至被一些公司當做了使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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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已來，只是分布得并不均勻

實際上，在科技公司的努力之下，越來越多以往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場景，已經成為了你我身邊的日常。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初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大量的新技術投入了使用。

一方面，針對防控工作，新技術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科幻電影中常見的通過電子名片追溯個人動向，其實就是作為出入公共場所和復工復學通行證的健康碼，其背后不僅涉及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通信、云計算甚至區塊鏈等技術；

更需要打通區域內政府、社區、醫療、交通等多個部門的數據，并且要實現跨地區和平臺的數據聯通，但在騰訊等科技公司的推動下，短短 7 天便宣告上線。

面對謠言帶來的焦慮與恐慌，騰訊醫典不僅第一時間上線了疫情實時播報，還組建超過 100 位權威醫學專家參與的編審團，以圖文、視頻、直播等多種方式科普新冠肺炎醫學知識；

并且，騰訊為上線五年的產品“較真”推出了疫情辟謠特別版，通過獨有的三級鑒定體系和詢證體系，對每條查證內容都進行嚴格的上線前審查，保證了面對流言不斷發展，不做粗暴的一刀切。

幾乎每個人都能實時掌握最新、可靠的疫情防控訊息。這在 2003 年的非典時期是不敢想象的。

甚至，未來生活圖景中常見的無人機與機器人也參與到了其中：比如京東數科的疫情外呼機器人幫助社區、學校做信息收集；人們甚至還能通過無人機在線“云監工”方艙醫院的進度。

另一方面，新技術更能診療環節，減輕一線醫療人員的工作壓力。

疫情發生之后，騰訊覓影就第一時間啟動了“基于CT影像的新冠肺炎AI輔助診斷”項目，搭載這一技術的人工智能 CT 設備部署在湖北多家醫院。醫生肉眼閱片 5~15 分鐘的工作量，僅需數秒內便能完成 AI 判定，大幅提升了檢查效率，幫助患者得到更及時的診療。

新技術還在推動社會秩序回穩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科幻作品的常見的熱成像系統，由AI人體測溫系統實現，為火車站等人流極大的場景提供了高效的解決方案；而騰訊文檔、騰訊會議等工具，第一時間針對疫情所需的信息登記、線上協作等需求免費開放、定制功能與模板，極大助力了還在復工復產與“停課不停學”。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我們不再一一列舉。我們不難從中看出幾點規律。

其一，解決方案實現非常迅速，很快就能走完技術驗證到產品化。比如，面對各級政府部門管理與服務面臨的挑戰，騰訊利用技術能力，50 天便上線了超過 100 個政務小程序。

其二，盡管采用了大量的前沿技術，但在落地中依然有很高的可用度。

其三，很多新技術并不局限于“戰時方案”而是能在后疫情時代加速落地，為疫情防控提供長效支持。

比如防控進入常態化后，武漢中南醫院影像科就與騰訊覓影團隊持續合作開發新一代新冠肺炎人工智能輔助治療系統，可在 30 秒內提示是否有疫情風險，并按危重程度自動分割病灶。

從一系列的案例中不難看出，疫情其實只是加速器。要做到讓大量新技術火速落地，真正解決實際問題，背后離不開中國的科技公司們在過去多年的技術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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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創新”源于創新生態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中國科技公司們在技術積累方面并不拉胯，為何卻是在疫情這樣的關鍵時刻才體現出“存在感”？我們認為這“隱形創新”的背后，其實由如今創新生態的規律所致。

其一，“中國科技公司不重視技術創新，而只是著眼于模式創新”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

正如開篇那個關于集裝箱的小故事，第一個發明出集裝箱的人已不可考，但將集裝箱發揚光大的麥克萊恩卻已經是被公認的“集裝箱之父”，反映的正是創新生態的一種雛形。

業界早已有共識，創新生態的核心是包含四個環節的鏈條：科研→研發→量產→市場。這一鏈條誕生于上世紀 80 年的美國，而后進一步經由德國、日本、以色列等國家，被全世界認可。

這其中，科研作為創新的源動力，通常由高校所承擔；而研發則是科技企業所主導；量產需要依靠制造業；市場中的消費者則在體驗產品之后反饋改進方向，最終完成創新閉環。

盡管中國科技公司們成長速度極快，但在前沿技術領域的投入與布局，需要走過整個鏈條才能完成閉環，不可能存在“跳級發展”。所以在大眾層面的“隱形”實屬正常。

其二，新技術需要經過“跨越裂谷”，離不開科技公司的推動。

即便技術創新逐漸走到市場環節，也并非能一蹴而就普惠大眾。很多產品，往往也會因為無法無法與用戶需求接軌，而倒在被市場接受的前夜。美國科技營銷大師杰弗里·摩爾對此提出了“跨越裂谷”理論進行解釋，它基于人們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將用戶分為五類：

第一類“創新者”是極客，他們不在乎缺陷，一有新技術就會沖上去；第二類“早期接受者”可能不懂技術但樂于嘗試；以此類推，還有“早期主流用戶”“晚期主流用戶”以及“落后者”。

所謂“跨越裂谷”，則橫亙于“早期接受者”和“主流用戶”之間。一旦一項新技術獲得了早期主流用戶的認可就很有可能拿下晚期主流用戶；但如果跨不過去，則往往功虧一簣。

如何避免新技術倒在市場前夜？答案是讓用戶參與創新，基于用戶需求進行設計研發的迭代。而作為創新生態主體的科技公司，便承擔著連接研發與用戶的紐帶的角色。

其三，中國科技公司不僅重視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的投入，還著眼于將其與市場對接落地：

在創新生態的共性之外，中國的科技公司們還有則屬于中國市場的獨有屬性。一方面，中國科技公司和世界頂級的科技公司一樣，重視設立科技獎項與實驗室加速創新。比如阿里達摩院、百度研究院、騰訊科技探索獎和量子實驗室等。

以騰訊為例，其“科學探索獎”是由馬化騰，與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攜手楊振寧等十幾位知名科學家共同發起的公益性獎項。其面向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領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獲獎者每人將在未來 5 年內獲得騰訊基金會總計 300 萬元人民幣的可自由支配獎金。

在去年 11 月的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已經有 50 位獲獎者從一眾科學家受眾接過獎杯。

騰訊量子實驗室則瞄準被譽為本世紀最重要技術方向的量子計算，由著名量子理論計算機科學家張勝譽組建并領導，并已經在 2019 年的全球數字生態大會上，集中向外界展示了量子AI、化學相關行業初探、Simhub 科學計算平臺等幾大核心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競爭意識更強，對科技接受度更高的國內社會，成就了中國科技公司注重在創新過程中，注重將前沿技術與產業緊密結合以形成雙贏的特點。

比如騰訊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團隊早在 2018 年，就在不乏微軟、英特爾等科技公司參加的面向全球人工智能團隊的種黃瓜比賽中拿下“AI策略”單項第一名、總分第二名的成績；

而在 2020 年，騰訊將“第二屆國際智慧溫室種植挑戰賽”上參賽的“騰訊AIoT智慧種植方案iGrow”放到遼寧做第一期試點便迎來了小豐收，每畝每季凈利潤增加數千元；

這一方案包含傳感器、控制器、邊緣網關等工具，在騰訊云上搭建配套PaaS平臺，種植決策和溫室控制就能自動執行，農民只需在種植、采摘、設備日常維護之外基礎維護即可。

此外，像是京東數科切入數字化養殖，推出養殖巡檢機器人、飼喂機器人、3D農業級攝像頭等設備；百度大腦與京東方植物工廠合作AI植物工廠智能無土栽培方案等，都是極好的案例。

而這些，對于抵觸不成熟方案的國外商業環境而言，反而是面臨著重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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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擺效應的背后

“科技向善”正在成為

科技公司的“平衡之力”

盡管公眾對于中國科技公司“重視模式創新，輕視技術創新”的偏見總歸會隨著更多創新成果的落地而逐漸消除，但是對于中國科技公司而言，懸在頭頂的那把劍卻并未消失。

一方面，社會風向對于技術創新接受度存在著鐘擺效應；

簡單來說，社會在特殊時期（比如疫情期間）接受讓渡部分個人權利以接受技術創新帶來的便利，那么也可能在另一個特殊時期去反對技術創新。這種讓渡，在上一個時期的尺度越大，在下一個時期的反彈也會越大。換言之，創新的社會接受度伴隨著不確定性。

根源在于，技術創新往往只能先改變一部分人的福祉，進而導致福利偏差“。這意味著，科技公司既要著眼前沿，又要時刻關注“鐘擺”的擺動，必須進一步將更多人帶到同一個軌道上。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教授朱恒源在接受騰訊研究院的采訪中，給出了企業在科技創新和適應社會張力上的平衡之道：1，要有前瞻性公益性的研究，關注新技術可能帶來的影響；2，在商業領域將競爭對手當做創新合作伙伴；3，組織和文化上需要有一個糾偏機制。

換言之，對于科技公司而言，在商業回報之外，產品與服務必須兼具公共價值與社會視角。對于新技術產品與服務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科技公司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解決方案。

對此，中國的科技公司們已經逐漸摸索出平衡之力——“科技向善”，其正在從騰訊一家公司的使命與愿景逐漸深化為行業的共識。

2017 年底，騰訊研究院就開始了對科技向善的思考和行動，初衷是為科技產品與服務帶來的全新而復雜的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和有效行動，并請到了騰訊創始人之一的張志東作為項目顧問；而后，在一次次“科技向善”論壇上，“科技向善”得到了內部、同行、學者多方響應。

作為人大代表的馬化騰還將其作為書面建議進行了提交，最終在 2019 年被提上騰訊總辦，確定為騰訊面向未來的全新使命愿景的一部分。而同一時期，包括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微軟、歐盟委員會人工智能高級專家組、蘋果等公司和組織，都開始了對相關議題的關注。

為何“科技向善”能逐漸成為全行業的共識？

彼時為騰訊做診斷的陳春花在《騰訊“科技向善”并不是憑空出現的》中將其歸納幾個方面：其中一方面，對于騰訊而言，其底色是一家技術公司，底層價值觀就是尊重每個人。

而另一方面，對于如今動輒擁有天量用戶，為千行萬業提供數字化基礎設施服務的科技公司們而言，就必須把愛、善、利他、遵守規則等普世價值放在企業的價值觀里。

騰訊研究院的《科技向善白皮書2021》將這一新的關系解釋為“共生”。而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在剛剛結束的“騰訊科技向善暨數字未來大會2021”上，將“共生”的內涵解釋為：“互聯網正在與各行各業迅速結合，線下與線上，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并不是替代、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關系，而是一種共生共榮、相互促進、多方共贏的關系。”

換言之，“科技向善”之所以能逐漸成為行業共識，在于其切中了科技與社會彼此依存的大背景下的新的內涵——發現社會運轉中的缺陷并用最新的科技彌補。根源在于三個方面：

其一，如今，社會和生活都已經建構在科技公司提供的基礎架構上；科技公司的影響不斷擴大，已經深深地嵌入了人類社會，蝴蝶效應已經波及到幾乎所有人；在萬物互聯時代，這種嵌入還會不斷加深，人類社會高度融合企業必須肩負起各方面的責任。

其二，科技公司動輒擁有百萬級的用戶，其對于社會的影響自然也是百萬甚至千萬，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科技公司必然要面對一種要求具備價值觀的壓力。搜索引擎面對結果的真實性、資訊平臺面對假新聞、電商平臺面對假貨……再談什么“技術中立”沒有任何價值。

其三，從歷史來看，社會活力的來自于不斷用技術創新挑戰問題；革命性的創新并非一蹴而就，正如被公認開啟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 iPhone，其一代產品用諾基亞們培育起來的市場眼光來看，不過是一款既不耐摔也不耐用的半成品，但其在供應鏈研發上不斷創新，最終成功。

技術創新注定不斷打破以往的規則，借用朱恒源的話說：“如果把新技術的應用比作一匹駿馬，我們既要允許馬兒跑，但也應該有一個人勒著它的韁繩，至少不讓它去踩傷人群。”

最后

過去幾年，很多人會借《娛樂至死》一書去批判媒介技術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但這實際上是對于作者尼爾·波茲曼思想的一種誤解。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技術壟斷》的副標題其實很好地概括了尼爾·波茲曼的思想——“文化向技術投降”。

實際上，尼爾·波茲曼并非一個死板的保守者，他批判的并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投降”這一種態度和行為：人們盲目地高舉唯技術主義，不帶任何批判性地擁抱新技術，放棄承擔作為人的光榮與責任。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在數字時代的迷信？

在我看來，站在更宏大的敘事角度，“科技向善”的背后其實是對于“投降”的反思與修正。在技術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科技始終要與人與社會放在同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