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3倍DPI，基金不做二期了”

最后投資圈流行一句話叫：年后再說。這句話是投資圈拒絕項目最體面的托辭。年關將至，很多人一總結發現渾渾噩噩：募資募不到錢，投資投不出去，反投前置，管理費后置；賓館變成全季，星巴克保不住金星，財務更新了全新的報銷流程，同事們互相建議最好別出差。投資的職業弧光，此時暗淡無光。

“年后再說”也有理論依據。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列斐伏爾在其著作《日常生活批判》一書中指出，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閑暇活動，三要素組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強調，“生活需要表達，而這些表達往往集中在一些特殊時刻，這些時刻就是節日。”

用來“表達”的節日，扮演著“放大生活瞬間”的角色。列斐伏爾認為，節日能讓人在緊張的日常事務之外得到適當的舒緩和休憩，幫助人們表達自我、釋放內心。

理論歸理論，金融時間線，可從來不用自然年斷代。更何況，金融從業者坐一起，不聊工作，聊什么？大家都是見過物質美好的人，都是有追求沖動的人，話趕話，繞著工作外圍說半天，沒詞了，只能扯回來。

“我們不做投資了！“B君特別平靜地說。

那你不做投資，做啥？還在一線茍著的Y君問道。

最近在做風水和面相。說什么會做投資，會看項目，都是命也都是運。個人能力也有一點吧，不多。

怎么的？你們的基金業績一般啊？

Y君有一段做LP的經歷，也做過募資。大體上，對于兩方視角都有所了解，一般基金運營不下去，多數是業績不好，或者募不到錢。原因可以理解，GP在一期基金，角色沒有從做項目的投資人轉換到基金運營者。

B君喝了一口茶，工作沒了，在高貴調性一點兒沒丟，這茶葉必須得是鳳凰單樅，肉桂香。茶盞擱下，繼續嘮嗑。

業績不算差吧？B君撇了Y君一眼。

那是多少呢？Y君窮追不舍。

六年的基金2-3倍，Dpi還行吧。

很好了啊，還要什么自行車呢？

在Y君的記憶里，關于GP的考核，可以按照2018年斷代。2018年以前，GP募資，都會給LP看IRR——理想情況下，LP能拿到多少錢。

然而LP逐漸發現，在真實操作中，基金運營的每一環都會有費用產生，到退出的時候，扣除稅費以及carry，LP拿到手的錢跟當時計算的數據有很大出入。且IRR在計算中，時間是要素。時間越短，IRR越高，更直白地講，IRR是一道理想主義計算題，理想都在紙上，富貴也在紙上。

2018年后，LP要DPI，主打簡單粗暴，不留操作空間。Y君當LP那幾年，正趕上這場苦澀的轉折，訪談了大量運營7-8年的基金，在那些有頭有臉的名字后面，高情商地寫著，“不到1”。

那為什么不做了？Y君好奇地問。

LP指手畫腳，降低了我們的回報。

LP一般不太管啊？錢給了，后面就是一些日常溝通了。

Y君忍不住回憶起這些年寫在盡調報告里的那些基金名稱，一輪游的不是少數。但是，原因要么是投得不好，要么分配不均——嫌棄LP多嘴，這倒是第一次聽說。

再加上LP是封閉的圈子，過去來自社會財富金字塔尖那1%，現在是身兼重任的產業資本和政府引導的資金，標簽描述得再模糊，也很容易被識別、然后對號入座——這錢是要還是不要了？

我們小基金，LP少，LP在有IC的投票權。后面鬧到基金牌照都不要了，反正一期做完，就不做了。

現在LP都成存量市場了，是不是應該忍忍？

這碗飯不好吃。B君深呼吸，好像有很多要說，但最后還是一陣長嘆：前幾年還舒服點，這幾年關系太難處了。

多大的分歧，才會導致一個業績碾壓80%同行的優質GP，放棄跟LP合作，甚至放棄了第二期基金？茶館面基結束，Y君當晚就失了眠，盤算起很多問題。比如GP怎么看待“專業性受到挑戰”？放棄合作的過程有沒有反復博弈？當初怎么就輕而易舉地給了IC投票權，現在又覺得不妥？當初跪了，如今為何不繼續跪下去？

有些問題好理解。比如LP的投票權，當LP在基金里占了較大額度——例如40%以上——出于對自有資金的保護，約定好要了一票投票權。

有些事情很難理解。比如LP真的使用投票權，假設游戲規則是，必須全員通過才可以投資，那么LP實在是太容易和GP產生分歧了，因為實際運營中，LP做不到深入產業，也沒有人手去研究、學習——LP購買的是“理財項目”，GP玩的是“勝率游戲”，兩者的終點，天然不重合。

投資圈在上一個周期有強烈的FOMO心態，也令LP和GP形成“對抗”的伏筆：一旦投資人發現錯過的項目帶來了巨大回報，“對抗”就會顯化。甚至，帶來對抗的常態化，即只要你提出的，我就反對。自然有可能合作不下去。

Y君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了去年8月在成都參加的一場投中閉門會，主題是《國資到底應該做LP還是GP》。這場閉門在公眾號上推送的時候，被編輯們加了一個子標題叫，“歷史已經給過答案了”，靈感來自天府科創投總經理張璐。

張璐說，國資最早進入創業投資領域是做GP的，后來發現國資機制下很難做好，才演進到做LP，所以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是否要把過去走過的路再走一遍？

聊到后面，他打開話匣子，給出了一條建議：國資不一定要琢磨怎么去做GP，而應該下功夫把GR的工作做好，梳理好政府對產業的訴求，當好“翻譯官”，幫助GP更好的完成“既要又要還要”。

Y君覺得，張總的話還需要繼續“翻譯”：做LP和做GP需要的技能大為不同。GP側重于對行業的研究和理解，LP更重要的是“識人”。當然，過往的市場總會認為，“識人”是找到能投出好項目的人，后來發現，這就跟“好學生”不一定能帶好團隊一樣，規模越大，可能基金越差。投出好項目，不等于能運營好基金，項目是業務，運營是管理。

說白了，表面上是“把自己的錢交給別人管”的不信任，骨子里還是對專業的不尊重。

中國私募股權的編年史從1985年成立的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到1993年熊曉鴿創辦的IDG，再到2005年紅杉中國成立，又到2015年的泥沙俱下、一涌而上，算起來40年的時間里，只容得下GP們在不斷地責問中跌跌撞撞，來不及LP擁有“自我修養”，成為一套循證的體系方法論。

Y君不僅一次地聽到過同行抱怨，LP直白地說我投你，是為了教學費，以后自己做GP，我給錢了，你得給我開放學習名額——就像找抖音大V教你如何一個月漲粉100萬。

Y君也經常聽到LP把投資比喻成選擇題，認為選項是既定的，自己只要給出選項就能博出概率。

Y君希望求證這個觀點，一激靈從被窩里坐了起來，點開了八卦群跟大家分享了B君的選擇。同事們覺得這個觀點稍微有點怪，因為循環是必然的，推動這些轉變的因素有些是主動的，有些是環境加持。一位前同事說，他甚至覺得“LP”不僅方法論做不到一脈相承，就連“LP畫像”都做不到一脈相承。

如果一定要斷代“LP”的發展史，姑且可以概括為：

-懵懂時代。最早選GP相對簡單，考察合伙人背景，做過的明星項目，多少項目上市了。至于賽道，就是撒芝麻，先進制造、消費、大健康什么都配一點。

-加碼時代。雙創時代帶來了足夠的基本盤，也帶來了資本市場更完整的煩惱，于是GP篩選越來越嚴苛。再加上很多LP因為各種情況default，上市退出難度加大，S份額各方面也壓榨的很厲害，投基金的時候也越來越謹慎，門檻越來越高。老GP的基金復投要比新GP要容易些，新GP尤其是第一支主基金的GP在選擇時就很小心，但老GP的cross fund、DPI、退出等都又有不同的要求；原來國資要求作為最后一個出資LP，GP也有很多自主決定的權利。

-內卷/內耗時代。現在市場化的LP也和國資LP一樣，互相擔心default的情況，要求作為民營LP最后一個出資或者大家同步出資，如果有違約LP也會要求有賠償條款，很多事情GP也不能自主決定，需要咨委會、顧委會或者合伙人會議；

再比如關鍵人士以前只鎖投資期，現在需要覆蓋到除延長期外的整個存續期；如果人工比較充裕，還會關注創始人的風格、團隊、內部磨合，想法一致性，有沒有背對背等等，也越來越看重基金的投后（對LP和對項目的）等等。

“一言以蔽之”。前同事在手機上敲了很久，對話框上反復出現對方輸入找那個，“對于GP的挑選，就希望是在風口上站著的那一批，又希望是跑的快的那一批，但又不希望跑的太快。”

這是暴論。

過了半晌，有人在決定在群里小心求證：很想采訪一下完整的經歷過基金周期的人，對于現在的情況怎么看？

很快群里有一位仁兄回復說：02級的打個卡，沒見過這么破爛不堪的。

仁兄喃喃道：

大家都是資本市場的NPC。成為LP是一種選擇，是一種處境，它就像人類前行試錯的火種，需要夢想和信念。LP可以成為大師，但沒必要。GP不一定要成為大師，但沒選擇。

Y君想到了“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這句話，延續的商業文明似乎理應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LP學費”，不斷地積累，以告知后人。

Y君決定小酌一杯，再給曾經的自己倒上一杯，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