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Adidas的確在渡劫。

2021年，Adidas宣告多品牌戰略失敗，21億歐元（約合25億美元）賣出了38億美元收購的銳步，透露出斷臂求生的無奈。

更讓Adidas難堪的，還有岌岌可危的全球第二的地位，2022年其市值接連被lululemon和安踏超越。2022年全年，其股價跌幅超過50%。

2023年2月10日，Adidas發布2022年經營業績預期后，股價一度暴跌10%。

Adidas預計，2022年營收同比增長6%至225.11億歐元，經營利潤同比下滑66%至6.69億歐元，持續經營凈利潤同比下滑83%至2.54億歐元。同時，Adidas還發布了2023年盈利指引，預計2023年虧損約7億歐元，主要系Yeezy（椰子）業務終止。

為什么一個“椰子”有如此大的殺傷力？它能不能砸死正在渡劫的Adidas？

一個說唱歌手的品牌能有多大的號召力？

2013年，說唱歌手Kanye（國內昵稱侃爺）攜其品牌Kanye從耐克轉向Adidas，此舉直接幫助被耐克壓制和在北美市場被安德瑪超越的Adidas，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

其實Kanye最初的合作對象是耐克。但合作5年，耐克只推出了兩款Kanye，還不肯和他做5%的銷量分成，這位黑人歌手隨即轉投其對手Adidas的懷抱。

為了迎接Kanye，Adidas拿出了近年最重大的黑科技——Boost技術，來表達誠意。跑鞋底中的Boost填充物，是將TPU（熱可塑性聚氨酯）如同爆米花一樣分拆成數以千計的微型能量膠囊，能在擠壓、膨脹、反彈中積聚并釋放能量，減震效果非常強，還能耐高溫和嚴寒。

Kanye與Adidas簽約，他只靠穿了一下Energy Boost跑鞋，就讓這款跑鞋從小眾賽道成功出圈。握著潮流密碼的Kanye，也是制造“Yeezy奇跡”的關鍵。

他不僅是Yeezy的代言人，還是設計師，更是行走的廣告牌，讓Yeezy在各大頒獎盛典、日常街拍中大放異彩。他的前妻金·卡戴珊，作為好萊塢最會博眼球的人，每次都會在發售前，讓Yeezy鞋在各種時尚街拍中賺足眼球。

2015年情人節，Adidas Yeezy Boost 750 OG “Light Grey”問世，限量發售9000雙。如此少的發貨量，外加Kanye的“興風作浪”，讓Adidas Yeezy很快就奠定了“神鞋”的地位。

潮流雜志High Snobiety發布的《2015年最有價值的球鞋》報告，第一名就是Yeezy Boost 750的Triple Black款，這雙鞋在eBay上的價格被炒到了1876美元（約合 1757.2歐元）。Yeezy Boost的火爆程度完全不亞于耐克的Jordan Brand，這份榜單前10名中，Yeezy系列就占了一半。

但真正能證明Kanye號召力的，也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還是他將一款公認的丑鞋送上時尚C位的事件。

Yeezy 350毫無疑問是Yeezy最火的鞋款。這款幾乎所有人都不喜歡的外觀，偏偏在Kanye和卡戴珊家族的賣力吆喝以及他們圈內好友的上腳支持中，成為了時尚和潮流的象征。Yeezy Boost 350還曾被美國專業鞋類雜志評為“2015年的年度球鞋”。

Yeezy按照使用場景可以分為休閑鞋、老爹鞋、拖鞋、籃球鞋、靴子5類，每種大約有2-6種型號，其中深受潮流圈追捧的Yeezy 350 V2，共70多個配色。如此龐大的產品線，Yeezy依然供不應求，推出的鞋款幾乎都是一搶而空。

每款Yeezy鞋發售時，購買者都要連夜排隊，甚至是提前登記、搖號才有可能買到。每次上新都會讓無數服務器崩潰，并在一小時內售罄，所以很多Yeezy根本沒機會出現在商場的貨架上。由于一鞋難求，甚至還有人用二手Yeezy換了輛二手謳歌SUV。

在火爆市場的催生下，Yeezy的黃牛黨遍布全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世界各地約50名精通電腦技術的運動鞋轉售商組成的“Yeezy黑手黨”（Yeezy Mafia）。他們對Yeezy的發布時間、庫存狀況、哪個配色更容易售罄的預判，精準到令人咋舌。他們拿到了絕大多數熱銷Yeezy的一手貨源，進一步推高了Yeezy的稀缺性。

這還不算完，Kanye在自己的歌詞里將Yeezy推向了神壇，并且還不忘狠狠地踩耐克一腳。

“Yeezy, Yeezy, Yeezy, just  jumped over Jumpman（我已經凌駕喬丹）

Yeezy, Yeezy, Yeezy, they line up for days（排隊晝夜不停）

Nike out here bad, they can't give shit away（NIKE真的垃圾早就過時）

Yeezy, Yeezy, Yeezy, this is pure luxury（Yeezy才是真正的奢侈）”

作為一個能夠超越地域流行文化，影響眾多消費者的歌手，這樣的歌詞很難不讓歌迷們“上頭”。Yeezy甚至成了一種態度和信仰。被困在專業品牌桎梏的Adidas，借著Yeezy的火爆，突然感受到了時尚潮流的洶涌澎湃。

《福布斯》也曾發文稱，Yeezy的成長使Adidas能與耐克旗下的Air Jordan競爭“球鞋世界霸主地位”，并稱之為“本世紀最偉大的零售故事之一”。

有了Kanye的賣力引燃，Adidas必然要“煽風點火”。在中國，Adidas也讓鹿晗、陳偉霆、陳奕迅、阿Sa、周筆暢、余文樂等明星穿上了Yeezy。Yeezy想不火都難。

2018年第三季度是Yeezy史上表現最好的財季，這一年Kanye從Adidas拿走了1.4億美元分成。2019年，Yeezy系列鞋子年銷售額突破10億美元（約合9.4億歐元），并在Kanye“人人都有一雙Yeezy”的藍圖里，銷量節節攀升。2021年中，Adidas的市值突破700億美元（約合655億歐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按照Adidas和Kanye的合同，Yeezy的銷售紅利會一直持續到2026年。誰料2021年底，Yeezy突然從貨架上消失了，留下的是Adidas消不盡的庫存和無盡的虧損。

2021年10月6日，Kanye在巴黎時裝周發布會上，穿著“白命貴”（White Lives Matter）字樣的T恤，引起輿論一片嘩然。他還表示將出售“白命貴”同款服飾，此后又發了反猶太人的推文。

Kanye在推特發文說：“我今晚有點困，但當我醒來時，我要去對猶太人采取暴力行動。有趣的是，我實際上不可能是反猶太主義者，因為黑人實際上也是猶太人。”隨之Instagram和Twitter都封了他的賬號，也引發了更大的輿論漩渦。

但Kanye不以為然，10月15號他還在一個博客節目上自信滿滿地說，“我可以說反猶太的事情，Adidas不會丟下我。”

Kanye此話并不是空穴來風，Yeezy絕對是“青黃不接”的Adidas近年少有的爆款。

2021年，Yeezy系列運動鞋的銷售額達近17億美元（約合15.9億歐元），同比增長31%，一個鞋子就占了公司8%的營業額，而且Yeezy還是Adidas的主要利潤來源。利潤正是Adidas近年的頭等大事，2016年公司首席執行官羅斯德的任命，就是為了提升財務數字。

如果停售Yeezy，Adidas不但沒錢賺，它的虧損將是天文數字。按照計劃，新款聯名鞋Yeezy Boost 350 V2在2021年底前發售。Yeezy從設計、制造、運輸到發布銷售的整個流程長達6-18個月，在發售前兩個月終止發售，Yeezy的庫存積壓絕不只這一款鞋。

很快，時裝零售品牌Gap、法國奢侈品牌巴黎世家（Balenciaga）、好萊塢經紀公司CAA等，紛紛與Kanye解約，但Adidas一直支支吾吾不肯表態。10月20日，反誹謗聯盟直接給Adidas發了一封公開信，正面要求其與Kanye解約。

在輿論的發酵和外界的施壓下，Adidas不得不成為最后一個和Kanye終止合作的企業。解約后，Yeezy的新老產品只能積壓在倉庫中，從奇貨可居變成了“燙手的山芋”。

Adidas宣布：“停止生產Yeezy品牌產品，并停止向Kanye及其公司支付所有款項”。它在聲明中透露，鑒于第四季度的高季節性，停產將對公司2022年的凈利潤產生2.5億歐元的短期負面影響。

事實證明，情況比Adidas預想的還要糟糕。

新冠疫情本就對線下銷售產生了重大影響，大量門店關閉，客流量降低，Adidas更需要爆款來推動業績復蘇。但唯一不愁銷的Yeezy被砍掉，Adidas的產品樹上就只剩那些利潤微薄的打折產品了。

“2022年，Adidas曾3次下調業績指引，數字說明了一切。我們目前的表現并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2023年1月剛剛走馬上任的Adidas CEO比約恩·古爾登表示。

2022年8月，曾準備為了公司財務表現力挽狂瀾的CEO羅思德，突然宣布將于2023年離職，較原定合同期提前3年解約。

宣布離職的十幾天前，羅思德在采訪中坦言：“我們在中國犯了錯誤。……我們不夠了解消費者，所以我們為那些做得更好的中國競爭商家們留下了空間。……如今的中國消費者，喜歡（產品）有一種‘中國的感覺’。”

世界范圍來看，Adidas在中國的確敗得最徹底，但中國并不是Adidas失敗的個例。羅思德能不再把業績歸于疫情和輿論，坦言犯錯已經是進步了，但潰敗真的只是他們的產品不夠“中國元素”么？

“吃著國人的飯卻砸了國人的碗”，才是這些洋品牌在中國淪陷的直接原因。2020年12月，美國以子虛烏有的“強迫勞動問題”打壓新疆棉花。2021年3月，跳出來抵制新疆棉花的H&M集團，很快引發眾怒，第二季度其中國內地銷售額同比下降28%。

細心的網友扒出了2020年3月Adidas不再使用新疆棉花的聲明，抵制洶涌而來。反之，中國的運動品牌李寧、安踏等則立即展開“愛國自衛”行動，鴻星爾克也用傾囊捐款換來了國人的“野性消費”。

Adidas曾經令人艷羨的黑科技、時尚地位不斷失守。曾經依靠給Adidas、耐克等洋品牌代工的安踏、鴻星爾克甚至普通莆田鞋，已經可以完美復刻洋品牌的品質，甚至在質量上高出一截。有網友問“如何區分Adidas、耐克的真假”，得到較高認可的回復卻是，“能穿壞就是真的，穿不壞就是假的”。

近年除了Yeezy，Adidas幾乎沒有能讓人眼前一亮的款。它通過與蕾哈娜等明星合作，想重新樹立時尚高地，但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跟洋品牌高傲的姿態不同，李寧有民族情懷的設計，安踏為中國孩子設計的水泥地籃球鞋，鴻星爾克將網友的設計搬上生產線……讓中國品牌親切而生動。

Adidas迫在眉睫的庫存問題，已經困擾了它十幾年。早在2008年，Adidas就因為錯誤預判市場需求，積壓了幾億印有奧運標志的庫存。提前半年訂貨的經銷商，無法按照真實需求訂貨，誤判形勢的他們面對大量存貨占用資金，只能想盡一切辦法低價促銷。

進入新的年份，為了不被下調資質，經銷商又不得不繼續進行與之前同等量級的采購，進一步惡化了庫存問題。2009年，代理商百麗開始削減Adidas門店，達芙妮退出運動品牌代理。

經過數年的清貨，Adidas中國的小經銷商慢慢退出，渠道向大代理商集中，渠道效率有所提高。但根源問題并沒有解決，在市場不好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會暴露出來。因為此原因，歐洲等地的經銷商讓Adidas也頗為頭疼。

疫情之前，Adidas就處在低現金流和高庫存的狀態。截至2019年12月，Adidas的庫存高達40.85億歐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9%，同時現金下降9%至8.73億歐元。

如此一來，疫情中Adidas的抗擊能力自然比較差。中外經銷商開始瘋狂去庫存，令人震驚的折扣活動成為常態。習慣了打折的消費者，不會再購買正價商品，從而惡化了庫存問題。

庫存只是表現，這背后的終極難題還是供應鏈。Adidas作為輕資產運營品牌，生產和銷售都是外包的。其大部分產品在亞洲地區代工生產，再通過海運集裝箱運輸到世界各地，緩慢的供應鏈，讓它跟不上市場變化。不夠柔性的供應鏈，也是此次Yeezy突然下架后，造成巨大庫存的原因。

銷售不利，經銷商的打折、竄貨，不但損害品牌調性，也降低了Adidas對市場走勢的把控能力，進一步影響新品開發。渠道建設不力也讓Adidas在疫情處理上束手束腳，奧特萊斯、經銷商和官方線上的產品區別不大，從而互相鉗制。

上述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戰略導向的失誤才是罪魁禍首。2016年，肩負美化財務數字重擔的羅思德上任以來，雖然財務數字有過短期的美好，但利潤導向卻帶來了深遠的負面效應。

耐克為了判斷市場超前趨勢，不僅會深入市場調研，還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與球鞋收藏家、藝術家和設計師交談，收集大佬信息、抓住潮流趨勢。利潤導向下，Adidas只會按照經銷商的需求設計產品，最終設計只能在利潤的妥協中越來越平庸，產品線零散雜亂，品牌失去引領性。

為了提升利潤，Adidas在籃球等眾多領域，開始幾乎零作為，對體育新星一副無所謂的姿態。究其原因，它的渠道廣告77%投入于績效營銷，只留了33%給品牌建設，跟拿著60%廣告預算的品牌建設當然不一樣。

雖然Adidas近幾年電商收入一直增長，但忙著賺錢的它，對數字化渠道建設沒有明確的規劃，從而錯失了中國線上銷售轉型的機會。

在錯誤的戰略指引下，2018年后，Adidas進入了一個奇怪的局面：品牌的健康度不斷下降，各大品類的產品和資源迭代的乏力，但凈利潤和股價卻持續走高。雖然疫情讓Adidas遭遇重創，但換個角度看，疫情反而給了它清庫存、低折扣促銷以合理性，公司問題被暫時隱藏。

這個時候Yeezy的下架，必然重創Adidas。短期內中國市場的銷售還難以恢復，供應鏈的問題也很難一蹴而就，如果Kanye再帶著Yeezy單飛，對Adidas必然是巨大的打擊。

在2023年的業績預期中，Adidas表示“倘若現有Yeezy產品庫存不再進行銷售，Adidas預計將會帶來約12億歐元的營收損失，以及5億歐元的經營利潤損失。”

Yeezy不只是Adidas業績的救命稻草，更是它在時尚領域保留高端身份的門票。

當然，Adidas擁有Yeezy的版權和設計，只是不能再使用Yeezy的名字，所以將這些產品改個名字就能重新上架了。從目前Adidas對外透露的信息來看，這是大概率事件。但沒了“侃爺”的Yeezy還能掀起多大風浪，還能澎湃多久都是未知數。

即便Yeezy能穩穩著陸，隨著lululemon等專業運動品牌、中國國潮的崛起，Adidas要收復失地，僅僅依靠Yeezy并不夠。

Adidas如果不以花花公子、華倫天奴在中國渠道問題導致的淪陷為鑒，不以Yeezy這當頭一棒為破釜沉舟的動力，改“種草”為“種樹”做自我革新和升級，中國市場它終有一天會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