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正在批量生產獨角獸
今年4月,杭州發布了《2023杭州獨角獸&準獨角獸榜單》。這是自2018年開始,杭州第六次發布榜單。與18年相比,獨角獸企業從26家增長至42家,準獨角獸從105家增加至354家。
除了數量的增長,賽道的變化也引人注目。2018年,電子商務和企業服務是時代的“寵兒”,而現在先進制造和生物醫療占據半壁江山。“杭州正處于后互聯網時代。”一位投資人向投中網說到。
一部分投資人將后互聯網時代的特點歸納為“百花齊放”:杭州在打破互聯網的單一印象。另一部分則認為杭州還在尋找它的投資主線。但不論是哪一種看法,有一點毋庸置疑:杭州一直保持著旺盛創造力。
如果以30年計,從改革開放后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到互聯網時代的電商之都,再到逐漸升溫的高端制造和生命科學。杭州處在每一次變革的中心。如果以3個月計,今年一季度杭州公開融資事件113起,數量位列全國第四;5家企業在境內外IPO,僅次于北京和上海。
這正是筆者的疑惑之處:持續的創新是如何實現的?從創投的角度看,杭州應該擁有獨特的“密碼”。但這個密碼是什么?
早期投資的杭州捕手
“杭州創業早就不是只有電商了。”
當被問及杭州創投市場時,元璟資本合伙人陳洪亮如此說道。隨即,他羅列出一些新興(準)獨角獸的名字,比如企業服務賽道的凌迪科技、智能制造的捷配科技、醫療健康的佳量醫療。在這些企業和賽道上,“能夠明顯感受到杭州產業迭代和‘科技含量’的機會。”
凌迪Style3D成立于2015年,為服飾企業提供自主仿真引擎的底層技術和產業鏈級工業軟件。比如,它提供的數字服裝技術,“能夠大幅減少打樣次數,將30~60天的樣衣設計研發周期壓縮至3~6天。”不僅大大降低成本,也提升了供應鏈的柔性和敏捷度。
同年成立的捷配科技,打造了電子產業的協同制造體系,通過聚合實體訂單信息流和資金流,把它們智能排產到最合適的生產線上,突破單一工廠間的信息孤島的局限。
成立于2020年的佳量醫療,則是一家專注于神經外科與腦科學研究的醫療健康公司。其產品是用于治療癲癇、腦部腫瘤、帕金森病等疾病的醫療器械。
如陳洪亮所言,凌迪科技和捷配科技,代表了從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的迭代——傳統服裝廠、電子廠正在通過數字化技術完成一輪更新。而佳量醫療則直接指向前沿的生命科技。它們都顯示了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給杭州帶來的變化。
或許數據來得更直觀一些:在今年4月杭州公布的42家獨角獸中,先進制造7家、人工智能7家,并列第一;金融技術、醫療健康領域各有5家企業,并列第二。在354家準獨角獸企業中,醫療健康111家,位列第一;先進制造61家,位列第二。用杭州投資人(黃宇)的話說,“這是杭州的后互聯網時代”。
可見,在產業端,杭州創投市場的變化非常明顯。那么天平的另一邊——資本端呢?
凌迪科技先后獲得7輪融資,不僅有高瓴創投、鼎暉投資、高榕資本等知名機構,還有聯想創投、百度風投、順為資本等產業資本。捷配的投資人名單上包括襄禾資本和深創投,佳量醫療則獲得啟明創投、中金資本、辰德資本、火山石投資等機構注資。
不過在杭州科創集團董事長許寧看來,讓那些創新“種子”真正生長起來的因素還在于更早期的階段——比起后期的豪華投資方,杭州創投市場真正關鍵之處,“是創新項目在早期階段都有本土市場化VC注資。”
上述三家企業的早期融資階段皆是如此。凌迪科技A輪投資方包括元璟資本、銀杏谷資本;元璟資本同時也是捷配的A 輪投資人;佳量醫療的天使輪投資方是海邦投資。這些機構都是成長于杭州的本土VC。
如果再梳理杭州的獨角獸和近年來新上市的企業就會發現,本地機構參與本地項目早期融資確實不在少數:
創立于2019年的地芯引力,在A輪融資(首輪)時獲得盈動資本、巖木草投資、浙科投資等機構聯合注資;
創立于2015年的景業智能,pre-A輪(首輪)獲得杭州永煒投資,A輪獲得秘銀資本投資,A+輪獲得賽智伯樂投資;
創立于2013年的杰華特,天使輪(首輪)獲得華睿投資注資;
創立于2007年的安恒信息,在A輪(首輪)融資中獲得天堂硅谷、華甌創投、海邦投資聯合投資;
創立于2006年的聯川生物,在天使輪(首輪)獲得浙商創投投資,A輪獲得華睿投資、如山資本等機構注資……
盈動資本、華睿投資、賽智伯樂、天堂硅谷、華甌創投、海邦投資、浙商創投、如山資本、巖木草投資……均是杭州本地的市場化VC。
杭州市創投協會會長周愷秉更向筆者總結道,杭州與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此——
1. 本地市場化機構占據主導地位;
2. 這些機構非常善于捕捉早期機會。
這與合肥、廣州等地確實大為不同。合肥政府號稱“最強風投”,廣州國資機構占據半壁江山(詳見投中網報道《廣州的超級LP正在悄悄崛起》)。但從上述杭州企業的創立時間和融資時間來看,在過去10余年甚至20年時間里,杭州都是市場化機構在“打天下”。
而且,杭州機構“雖然喜歡投資風險更高的早期項目,但是投資效率(成功率)不低。”根據周愷秉粗略統計,杭州“每年能收獲3個以上ipo的機構,就有10余家。”如果從案例上看,回報頗豐的項目不在少數。“直通IPO”此前報道,2022年底杭州新上市企業杰華特,在2013年天使輪獲得華睿投資1500萬元注資。根據目前180億市值和相關披露信息估算,華睿投資浮盈超過3億。絕對數值不多,但確有20余倍回報。無疑是一筆成功的投資。
這么看,如果說杭州產業端的特征是“變”——不斷迭代升級;那么從資本端觀察,反倒是“不變”——市場化VC長期活躍并發揮著持續性的影響。
那么問題來了,杭州機構“市場化占主導,善于捕捉早期機會”的特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杭州是國內最早進行風險投資探索的城市。”周愷秉解釋道。果然歷史是尋找答案的一把鑰匙。
民營機構主導杭州市場
業內往往將IDG資本進入中國視為一個關鍵性的節點。但幾乎在同時,浙江和杭州就開始了風險投資的探索。
1993年,浙江成立了我國最早的風投公司——浙科投(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它是由浙江省科技廳成立的國資投資企業,以自有資金對成果轉化項目進行股權投資,是浙江省/杭州市在風險投資領域的最早探索。
到2000年前后,杭州的相關部門逐漸意識到,國有資本在風險投資上存在著天然劣勢,并開始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
當時,中共杭州市委相關領導就在《杭州發展風險投資的現狀、障礙和對策探討》一文中提出國有風投公司多元化改造建議:一是引進外資,創辦中外合資的風投公司;二是引進民間資本,國有資本以參股的形式參與,待時機成熟之后,全部退出。
隨后,杭州市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的若干意見》,鼓勵境內外各類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建立創業投資機構和信用擔保機構。
政策支持再加上外資機構入華。在杭州催生了天堂硅谷、萬向創投、華睿投資、普華資本等一批民營風險投資機構。
2003年,根據杭州科技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杭州風險投資的創業資本總量為26.61億元。其中內資企業創業資本14.25億元,占到總額的53.53%。政府所持的創業資本2.55億元,約占9.57%(其余為外資、金融機構所持創業資本)。
而在同一時期,全國風險投資公司的資本都主要來自于財政資金,政府持股的投資機構占總量的90%以上。就算是金融中心上海,政府性風險資本也一度占到75%。
不得不說,杭州創投的市場化程度從起步階段就走在全國前列。
除了探索時間最早外,周愷秉認為“與浙商的創業精神也有很大關系。”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杭州誕生了中國第一批民營企業。比如萬向、吉利、正泰、傳化……這些企業勇立潮頭的時候,正是股權投資萌芽的階段。
杭州創投市場的興起,就可以看作是浙商創業在股權投資的一曲復調——你大可以在杭州投資人身上看到那一股下海的闖勁兒。
比如,華睿投資創始人宗佩民,此前在浙江省供銷社做了10年的實業投資,后來又參與創建省屬創業投資公司,2002年選擇辭職下海。宗佩民曾多次回憶起創業的不易:“頭幾年一個項目也有沒有投出去,工資全靠咨詢業務苦苦支撐。”創立不到3年,又面臨投資人撤資、合伙人散伙的絕境。彈盡糧絕之際,在大學班主任的資助下,才把搖搖欲墜的華睿從生死邊緣拽了回來。
又比如科發資本董事長陳曉峰,先后擔任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副書記,寧波北倉掛職副區長,后來在改革開放中下海創業,又于2001年投身股權投資。是從學界到政界,再到商界最后投身風投的代表人物。
天使灣創投CEO龐小偉也把自己看做一家初創公司。花了2000多塊錢買了IBMT60的二手電腦,辦公地點“轉租了一家公司的空余場地”,是在一個工廠里“很小的一個地方”。
他們的經歷,體現著杭州投資人與北京上海同行的不同。用周愷秉的話說就是,“杭州機構都是一步一步做起來的,而不是一些美元基金或者國資基金,一上來就拿著一大筆錢。”
創業式的成長軌跡,可能也正是杭州機構更愿意投資早期項目的原因之一。它包含著投早、投小所需要的智識、經驗和情感。
當然,活躍的浙商不僅帶來精神上的影響,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資本和產業資源。
比如,2007年成立的如山資本,原本是杭州企業盾安集團服務自身業務轉型而設立的。但隨著不斷發展,已經成長為一家獨立運行的創投機構。投資方向集中在服務傳統產業升級改造的新技術領域。而2013年成立的銀杏谷資本,更是由士蘭微、華立集團、華日實業、精工集團和萬豐奧特5家產業集團聯合發起成立。“上市公司、家族企業等市場化的LP是杭州本地VC長期的主要支持者。”許寧總結道。
這一點,又在2014年后被阿里巴巴推向了高潮。天使投資人李治國、王剛,知名機構元璟資本等都有著深深的阿里烙印。黃宇就向我強調,阿里“深刻影響了杭州的創投市場。不僅貢獻了‘新錢’,貢獻了項目,還輸出了具備互聯網經驗的人才。”
這些活躍的民營企業,正是杭州市場化VC的源頭活水。
不過,一個疑問橫在筆者心頭:既然民營機構占據絕對比重,那么作為“配角”的國有資本在杭州又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杭州國資,做伯樂的伯樂
“杭州的國有資本更愿意去做伯樂的伯樂。”據周愷秉觀察,雖然杭州國資機構直投項目也比原來更多了,但是占比依然“不超過10%”,“與其他城市相比更少”。
許寧也贊同這一點。在他看來杭州更愿意相信市場主體的專業性。“創投機構所投的方向和標的,往往要比政府敏銳得多。”許寧所任職的杭州科創集團其前身即杭高投,是杭州本地服務創業投資的主要國資平臺。
近20年的從業經歷,讓許寧能夠長期近距離觀察杭州政府和國資的做法。“杭州對于市場的干預程度是比較低的,只有在市場失靈或者需要發揮引導作用的時候才會去關注或支持。”
隨即,他向筆者分析了杭州國資密集出手的三個節點。
一是2000年前后。當時杭州創投市場剛剛起步,民營經濟對于風險投資不夠了解。這時以杭高投為代表的國有資本就以直投項目為主,為科技企業和成果轉化項目服務。
二是2008年后,受到金融危機等方面影響,科技企業面臨融資難的問題。杭州先后設立10億元的政府引導基金和杭州銀行科技支行等機構,通過股權投資、銀行貸款等金融服務,幫助企業融資。
第三個則是現在,一些重大產業化項目,所需資金量巨大。“市場化機構沒有動力或者能力去參與的,杭州國有資本則會提供相應支持。”
除此之外,“特別是隨著風險投資越來越普及,市場化機構發展,國有資本就退居幕后了。”今天,杭州的兩大引導基金——創業引導基金和天使引導基金,都明確規定不能直投。而是引導和推動市場化VC向早期項目進行投資。
所以,如果要總結一下杭州的國有資本的運營邏輯的話,“簡單地說就是抓兩頭,放中間。把中間最大的一塊交給市場。”
有沒有具體的案例能夠體現杭州的做法?
分析檢測儀器龍頭聚光科技是杭州市引導基金首個參股企業,在創立之初得到引導基金的不少支持。2008和2009年,賽智伯樂先后參與兩輪投資,幫助其應對金融危機,實現擴張。而賽智伯樂的部分投資資金正來自于創投引導基金與其設立的靈峰賽伯樂基金。
更具特色的是,聚光科技在2011年上市后,其創始人姚納新召集多名浙江籍海歸企業家成立海邦投資,以風險投資的形式反哺早期企業。據天眼查顯示,海邦投資的公開投資事件已多達139起,僅今年就已經投資了金麥特、允英生物、賽普過濾、浙大能源、矽力杰半導體等多家企業。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許寧向筆者說道,“安恒信息、貝達藥業等企業在創立之初我們就關注和支持。并且引導本地GP投資它們的早期階段。等它們上市之后,又與科創集團等國資平臺一起合作,孵化杭州本土的早期項目。這樣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資本生態。”
許寧的講述解答了文首的疑問:杭州為何擁有持續的創造力?一個溝通早期項目、市場化機構、國資平臺、上市公司的資本生態,為孕育持續性的創新提供了更多機會。
不過,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政府也有自身局限。杭州的創投市場也有自身的問題。
這一點杭州創投圈是有共識的。幾年前,浙江賽智伯樂創始人陳斌在反思一個問題:杭州資本為什么會集體錯過阿里巴巴?他給出了一些思考。其中一條是,“多數的杭州本土機構包括賽智伯樂還處于初創期,規模尚小、對投資的風險承受能力還很差。”
沒錯。“規模”,不僅是陳斌的反思,也是采訪中筆者收到的最多回答。在不少杭州投資人看來,相較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杭州機構的管理規模仍然較小。“小的幾百萬,幾千萬的都有,多的3-4個億就算比較大的了。”
規模較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是“缺少大體量的市場化母基金”。
就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據母基金研究中心披露,時年浙江母基金實際在管規模約為500億(包括政府引導基金和市場化母基金)。不僅落后于北京、廣東、江蘇、山東,而且少于上海、安徽、湖北、河南,排在全國第9位。具體到杭州,僅有杭州金投和浙大校友母基金兩只市場化的母基金。而2019年杭州獨角獸企業31家,新增IPO企業24家。市場化母基金的缺失與杭州活躍的創投活動顯得極不協調。
所以近年來,杭州在母基金的設立上頻頻發力。2021年后,杭州先后提出設立總規模1000億元的杭州創新基金,1000億元杭州科創基金,50億元的科技成果轉化基金,50億元的中信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產業基金,200億元的杭州泰格生物醫藥產業基金。
今年初,杭州又提出在原來的基礎上,升級打造杭州科創基金、杭州創新基金和杭州并購基金3支千億母基金,并推動形成總規模超3000億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群。
這些新設立的母基金,不僅吸引了紅杉資本、深創投、同創偉業、德同資本等知名GP機構落地杭州,而且也對杭州本地機構大力扶持。
如果要回答陳斌的問題——杭州本土VC能不能投出下一個阿里巴巴?這或許是一個難解之謎。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斷壯大的母基金集群和長期活躍的市場化VC,讓創新在杭州不斷孕育。就像錢塘江的潮水一樣,有起伏漲跌但澎湃不竭,總是一浪又高過一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