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立足的根本，而一個個微觀企業的競爭力又是一國經濟的最底層支撐。所以，中國經濟何去何從，中國企業何去何從，是中國社會長期關注的重要話題。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4周年，在過去40多年里，中國大量企業憑借之前的勞動力紅利、市場需求紅利與政策紅利迅速崛起，進而推動中國經濟總量躍居到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

但近些年來，一方面隨著上述紅利的逐漸消退，另一方面隨著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競爭對手而采取大規模的經濟遏制舉措，同時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都讓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開始遇到空前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尋找到新的突破路徑，獲得新的增長動能，以打破未來經濟增長的天花板。

而對于如何找到打破天花板的發展路徑，目前政府、學術界與產業界都逐漸形成共識，就是中國企業一定要能夠走出國門，創造出像蘋果、特斯拉、寶馬與奔馳等一樣行銷全球的產品，真正實現全球化的成功。而創造出行銷全球的差異化產品，沒有其他捷徑，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便是擁有人無我有的科技創新。

《礪石商業評論》在對美國、日本與歐洲等海外科技強國的科技創新實踐進行系統研究時發現，這些國家科技實力的沉淀，核心是由這些國家的長板區域決定的。例如美國的舊金山灣與日本的東京灣，它們分別奠定了各自在信息技術產業與先進制造領域的世界領導者地位。

這給到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啟發，就是中國的科技創新很難依靠西北、東北、西南與東南等全國各個區域的均衡用力，最可行的路徑也是依靠在長板區域的集中突破。

目前，中國科技沉淀最深厚的三個區域分別是京津冀、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其中，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又是三者之中最為領先的。以2021年為例，粵港澳大灣區GDP突破12萬億元，地區經濟總量超越加拿大、俄羅斯和韓國，接近德國的1/2。

另外，截至2021年11月底，在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企業中，共計有146家企業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占全部實體清單企業的近50%，它們都是中國未來解決芯片、EDA、光刻機與高端教學儀器等卡脖子技術的關鍵。這都證明了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經濟與科技領域的地位。

近些年，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也已經開始意識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對于中國經濟的戰略意義所在，自2017年起，便連續發布多個重要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力度水平，力爭將其打造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代表中國爭奪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產業目前在中國一枝獨秀，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相比歐美科技巨頭，粵港澳大灣區的大企業還不夠大，競爭力還不夠強；基礎科學能力也不足，距離成為“科學發現中心”還有較大距離。

公開資料顯示，在2020年全球科技公司市值50強中，舊金山和紐約灣區分別有16家和9家企業，而粵港澳大灣區僅有2家上榜。胡潤全球“獨角獸”榜單百強中，舊金山灣區有34家，粵港澳大灣區僅有5家。總體來看，粵港澳相比其他幾個世界級的科創灣區，還有著不小的距離。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提出5周年，國內很多專家學者都為此而紛紛出謀劃策。其中，中國（深圳）綜合研究院在《共享創新——建設國際一流科技灣區》報告中，提到了一個概念“共享創新”，筆者認為其對大灣區建設乃至中國科技創新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思考。

首先，“共享創新”強調“先強帶動后強”。

一方面是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即充分發揮廣州、深圳、香港與澳門等幾個核心城市的力量，深度連接香港新界北的科創規劃，同時聯動東莞、佛山、江門與中山等周邊中小城市，打造從前海的科創總部高地，到深港河套科技協同創新中心，到沙頭角文化科技群落，再到橫琴的環灣科創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之間的科技協同。

另一方面是大企業帶動小企業，即華為、騰訊與比亞迪等科技龍頭企業，要拿出大企業的擔當，對中小科創企業進行更多的幫扶，以帶動它們共同參與到科技創新的進程中來。

《礪石商業評論》在研究全球其他幾個世界級灣區時發現，這些地區的科技創新，都是得益于大城市帶動小城市，大企業帶動小企業的“先強帶動后強”模式。以舊金山灣區為例，大量的中小企業都是在惠普、英特爾、蘋果、谷歌、Facebook、LinkedIn與特斯拉等龍頭企業的產業鏈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創造出了很多細分領域的科技成果。

目前，大灣區的一些龍頭企業也已經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實踐。例如，騰訊先是在2017年啟動了“云+創業”扶持計劃，為中小企業提供一站式、全周期、高品質創業服務，2020年又啟動了“數字方舟”計劃與“千帆計劃”，提供產業數字化領域的技術賦能。這些扶持計劃，將有利于更多科創企業的涌現。

其次，“共享創新”強調各類組織之間的協同創新。

過去，在中國科技界存在著一個較為嚴重的問題，就是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龍頭與國有科研機構為主體的科技巨頭相對割裂，很難形成高效的技術協同效應，同時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而目前在大灣區，有很多像騰訊與華為這樣的科技龍頭企業，也有一些像中國科學院、南方科技大學與鵬城實驗室等這樣的科研巨頭，它們都有著非常強的科研實力，但由于相互之間不共享信息，導致很多重復研發與無效研發。如果科技龍頭與科研巨頭這兩類組織之間能夠形成緊密協同，形成聯合研發，將會創造出相較當前數倍的科技研發效率。

除了“科技龍頭+科研巨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共享，筆者在對全球商業界的最新創新趨勢進行觀察時也發現，產業與產業之間的跨界融合，正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創新紅利。例如，以舊金山、紐約與東京為代表的3個世界級科創灣區，它們的創新模式也都正由行業內部轉向行業間的融合創新。

騰訊創始人馬化騰也曾提過一個類似的觀點，他多次在給青年創業者提供建議時都表示，“要關注兩個產業跨界的部分，因為一個產業做得很久，往往已經是一片紅海，我們現在看到用新技術在兩個產業跨界部分往往是最有可能誕生創新的機會，那可能是一片藍海”。

騰訊自身的成功實踐便是這種觀點最有力的證明，無論QQ還是微信，它們都是通信與互聯網兩個技術領域的融合創新。如果不是因為深圳當時已經兼具通信與互聯網這兩方面的技術積累，很有可能就沒有今天的騰訊。

除了騰訊自身，其實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過去的成功也都是源于各個產業之間的融合創新。例如，智能硬件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最為雄厚的產業之一，匯聚了華為、榮耀、OPPO、vivo、格力、美的、TCL與創維等中國最多、最頂尖的智能硬件巨頭企業，它們的產品都是從過去的傳統硬件轉型為“硬件+軟件+互聯網+內容”的智能化產品。之所以順利轉型，背后正是粵港澳大灣區兼具制造產業稟賦與數字化產業稟賦的融合創新。

除了智能硬件產業，粵港澳大灣區目前也正成為中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區域，目前已經匯聚了比亞迪、廣汽埃安與小鵬汽車等多個領先的新能源汽車品牌。它們之所以匯聚于此，也是源于汽車制造、動力電池與智能互聯網等多項產業技術在這里疊加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大灣區企業，其是中國金融產業首屈一指的巨頭企業中國平安。除了一站式的綜合金融服務，中國平安近些年最值得外界稱道的就是它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成就，而其在互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與物聯網等數字科技領域的技術沉淀，得益于大灣區在數字科技領域的大產業背景。

所以，在未來，加強龍頭企業與中小企業，硬件企業與軟件企業在產業創新方面的共享，是創造出新科技涌現的一條關鍵路徑。

例如，華為、OPPO、vivo、格力、美的與TCL是目前中國最領先的硬件企業，比亞迪、小鵬與廣汽埃安是中國最領先的新能源汽車企業，騰訊是中國最領先的軟件、互聯網與內容企業，這三類企業在技術與產品上有很多互補之處。如果它們能夠在科技創新上進一步加強協同，創造出跨界融合的創新產品，有可能帶來各自在行業中的彎道超車。同時這些巨頭們之間的共享創新，也會帶動汽車、消費電子產業上游供應鏈企業的諸多創新機遇。

熟悉全球商業史的讀者都會了解，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微軟+英特爾+IBM”的企業組合，在操作系統、電腦芯片與個人電腦三個技術領域的共享創新，曾奠定了之后美國整個高科技產業的根基，這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之間的共享創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范。

當這種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共享創新持續發生，便會形成類似生物界的“榕樹效應”。即龍頭企業像榕樹主干，涵養土壤和水分，作為創新生態的根基；在此基礎上，新興產業、中小企業蓬勃發展，類似榕樹周圍的其他生物物種，相互之間和諧共生。

雖然“共享創新”概念，最早是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的，但筆者認為其對整個中國范圍內的基礎科技創新也有著重大啟示意義。不過，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共享創新”模式的推行，純靠市場化的力量是較為艱難的，因為即使是同一組織內的各個部門之間的協同都是較為困難的，而城市與城市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藩籬會讓共享創新的落地更加艱難。

因此筆者建議，像華為、騰訊這樣的科技巨頭或中科院、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等這樣的科研巨頭，應該主動站出來承擔組織者的角色，先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行動起來，聯合其他機構構建一個個小的共享創新平臺。當一個個微觀個體都行動起來，最終會讓共享創新模式在更廣的范圍內形成燎原之勢，最終產生的一個個科技成果，都會匯入中國科技創新的汪洋大海。

另外，政府相關部門也應該積極引導各個機構之間的共享創新合作，并適時出臺激勵政策來提升市場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等組織的參與度，而不能通過行政命令手段來強制干預市場行為。

一代企業有一代企業的使命。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商品極度匱乏，當時第一代企業家能夠滿足人民迫切需要的物質需求便是成功。再往后，只是簡單滿足老百姓的物質需求已經遠遠不夠，這時開展品質化與品牌化升級，實現中國企業對海外企業商品的國產化替代就成了當時企業家最重要的使命。

而站在當下的節點，中國企業只是在中國市場實現對海外企業商品的國產化替代已經遠遠不夠，還必須通過人無我有的核心技術，創造出行銷全球的產品，與全球化的跨國巨頭在海外市場一決高下。

由于長期處在中國商業研究最前線，筆者尤其在今年極為突出地感受到了中國產業界已經開始形成一股在硬科技創新領域“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與勢能。美國的遏制，不僅很難阻止中國在科技上的追趕，還很有可能會加速中國成為一個科技強國的步伐。而在成為科技強國的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的率先突破至關重要。

從突破路徑上，“聚焦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兩個主戰場， 以先強帶動后強”的“共享創新”理念，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制定者與科技創新實踐者提供了不錯的理論指導。我們期待，這一理論最終能夠成為實踐，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早日實現報告中所描繪的“龍頭企業頂天立地，中小科創企業鋪天蓋地”的壯麗藍圖，進而實現中國整體科技實力在全球范圍的領先。